关于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原因，郦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在《爱国主义者》一文中有数语涉及这一问题，他说：“郦道元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向往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他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王朝的概念……当然是从他的广泛阅读和父辈的教育中得到的。但是他之所以向往这样一个广大而统一的祖国再次出现，却是受了北魏王朝励精图治的几位国君如拓跋焘特别是元宏的影响。不过他没有料到元宏的中道崩殂，也没有料到国势就从此一蹶不振。他眼看祖国统一无日，而锦绣河山支离破碎。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著述以寄托他热爱祖国和渴望祖国统一的胸怀。”陈先生认为，郦道元之所以撰注《水经注》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使然。姑且称之为“爱国情结说”。
郦道元具有爱国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要说《水经注》的创作是缘于他的爱国情结，恐怕值得商榷。陈先生的论述只是一种推断，因为就现有的资料而言，还不能找到相关证据。再者，年至年，北魏走向衰落，郦道元撰注《水经注》，应在孝昌四年（）即第二次免官以后。
北魏于永熙三年（）解体，锦绣河山不再，这是郦道元无法看到的，因为他死于孝昌三年（年）。所以，道元写作《水经注》，不可能缘于他“眼看祖国统一无日”而寄托所谓“热爱祖国和渴望祖国统一的胸怀”。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主观动机源于他的地理情结与学术追求
01（一）郦道元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
从全部《水经注》来看，郦道元记述水道，结构严谨，脉络分明，条分缕析；他繁征博引前人地理著作，并能对其中谬误之处，加以纠正。显然，他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北魏官府绘制地图时，曾求教或咨询于郦道元。《水经注》载曰：“余以永平中，蒙除鲁阳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此等既非学徒，难以取悉，既在迳见，不容不述。”
郦道元精通于国家的《山川图》，因此能清楚地看出它与地方志记载的差异。郦道元还提到自己查阅地图的情况，如卷二十四《瓠子河》“又东北过廪丘县为濮水”句注曰：“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图纬，于事为允。”
道元作为优秀的地理学家，深得朝廷的信任和重视，在设置或变更地方行政区域时，往往授权于郦道元，由道元具体处理。
《魏书》载：永平初，东荆州表阙阙太守桓叔兴前后招慰大阳蛮归附者一万七百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诏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检行置之。又载：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
郦道元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他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米仓二郎高度评价说：“郦道元是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在从全球的观点看来，地理学史不能不提到郦道元。”
02（二）郦道元不满前人对地理的记述流于粗陋，旨在“备其宣导”“布广前文”而撰《水经注》。
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回答了他撰写《水经注》的动机，曰：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阕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
作为地理学家的郦道元，他熟谙前人的地理著作，认为它们都不完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周而不备，或简而不周，或简略，或粗缀津绪等。总的来说，它们记载水道都较为粗陋简略，“罕能备其宣导”，道元对此颇为不满。因此，他志在打造一部力避各书之弊而兼具各书之长、颇为完备的旷世之作。这是他撰注《水经注》的最主要动机和目的。
清人全祖望在《五校本题辞》中指出：“予谓善长之书，当谅其（《水经》）阙失而补救之。”道元说“《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阕旁通”。由说话的语气可知，在郦道元看来，《水经》在几部地理书中是最好的一种，基本清楚地记录了中国主要的山川河流，但记载过于简略，没有旁及枝津等，于是选定《水经》“附其枝要”，“布广前文”，详加注释。
《水经注》弥补了《水经》的不足，内容大大超过《水经》，文字是其二十余倍。《水经》记载的河流只有一百三十七条，而《水经注》的记载扩大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条，约为原来的十倍。郦道元不仅逐条详细记述每一水道的源头、流向、经过、支津、汇合、归宿以及水道沿革等情况，而且还对每个流域内的山水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加以精彩的描绘。
人文景观包括宫苑、城邑、园林、关隘、陵墓、佛塔、寺庙、桥梁、碑刻等。正像明人黄省曾在《刻水经注序》中指出的：“后魏郦道元……凡过历之皋堆，夹并之坻岸，环间之邮亭，跨府之城隅，镇被之岩岭，洄注之溪谷，濒枕之乡聚，耸映之楼馆，建树之碑碣，沉沦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
不仅如此，《水经注》中还记录了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等，还引用大量的民歌谣谚、诗、赋、文等。《水经注》一书引用的文献异常丰富，达四百八十种之多。从《水经注》所涉及的宏博的内容来说，它堪称南北朝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
《水经》只能算作一部简略记载水道的地理书，而《水经注》不仅是一部详细记载水道的地理书，具有重大的地理学价值，而且还兼具历史、考古、民俗、文献、目录、碑版等学术价值，以及极为显著的文学价值。
03（三）郦道元意欲勘正《水经》等前人地理著作之谬误而撰《水经注》。
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又指出：《经》又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他不但不满前人地理之简略，还发现了《水经》等前人地理著作之“谬误”和“忘误”，旨在通过对《水经》作注而予以勘正。这是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又一动机和目的。
正如费海玑在《郦注的真凡例》中指出的：“郦道元注《水经》是为什么呢？他是化腐朽为神奇，不正确的水系记，变成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学。”费氏此说颇为确当。郦道元不仅要纠正《水经》中的错误，还要“求其寻省之易”，写出地理随时代而变易的情况，以求正确无误地反映他所在时代的地理风貌。
郦道元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是个治学严谨的人，他考订了《水经》中的不少舛误。如：《水经》以为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济，非济入河。河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津东迳甲下城南，东南历马常坈注济。《经》言济水注河，非也。大河又东北，迳高唐县故城西。……大河迳其西而不出其东，《经》言出东，误耳。河水东北过高唐，高唐即平原也。《经》言河水迳高唐县东，非也。原经所注，斯乃湨（jú）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间关也。是乃《经》之误证耳。
陈桥驿统计指出：“郦道元批评《经》的错误，……全书就有三十九处之多。涉及十八卷二十四篇。”郦道元之所以能勘正《水经》的错误，是其长期热爱地理事业，认真从事野外考察的结果。
正如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所说：“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途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郦道元即使因公出差也不忘拨冗实地考察，研究山川的位置，寻访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如：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余昔因公事，沿历徐沇，路经洙泗，因令寻其源流，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墟西北。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车所屈，次于决水，访其民宰，与古名全违。
据史书记载，他还曾在太和十八年随高祖长途游历，可以这样说，限于南北分治，郦道元除了塞外、江南没有亲临考察外，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北魏的土地。
当然，郦道元还辨正了前人其他地理书、地记和其他文献如中的所记地理方面的谬误。如：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迤泽之东北。有陶墟，缘生言舜耕陶据，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大河故渎又东，迳贝丘县故城南。应劭曰：《左氏传》齐襄公田于贝丘是也。余按京相、杜并言在博昌，即司马彪《郡国志》所谓贝中聚者也。应《注》于此事近违矣。
司马彪《郡国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遗基犹在。京相璠曰：旧说言邥垂在高都南，今上党有高都县。馀谓京论疏远，未足以证，无如虔说之旨密矣。
在上述例子中，道元指出了郭缘生、郑玄、应劭和京相璠等学者的错误。郦道元甚至还辨正了其他书籍中的不当之说。如：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宁得言彼也。
孝公又谓之为橐泉宫，按《地理志》曰在雍。崔骃曰：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皇览》亦言是矣。刘向曰：穆公葬无邱垄处也。《史记》曰：穆公之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人哀之，为之赋《黄鸟》。馀谓崔骃及《皇览》缪志也。惠公、孝公并是穆公之后，继世之君矣，子孙无由起宫于祖宗之坟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证之非实也。
总之，“郦道元一一辩其谬误，在全注中大约指出错误处以上”。《水经注》由于勘正了《水经》以及其他相关书籍的谬误，运用了考辩性的语言，因而行文富有考辩性的学术色彩。谭元春评价《水经注》的语言曰：“文辩而有彩”。从这一角度而言，《水经注》又是具有考证性质的学术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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