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划分行政区域方式也不同。比如秦汉的郡县二级制、隋朝的州县二级制、唐朝的道州县三级制、两宋的路州县三级制等等。一般来说，减少管理层级能够使行政管理扁平化，提升管理效率和减少冗员。但是到了元朝的时候竟然有省领道、路、府、州、县三级或五级。看上去比它之前的朝代多了很多种政区名称设置，如果不仔细、专门了解，短时间内是分辨不清的，显得有些“乱”，更有些“任性”。
元朝的行政区域管理模式
不过元朝的“任性”还表现在了其中书省的一些路、州的属县管理设置上，更有一些路、州要隔着好几个其他的路州才能管辖到自己的下属县，这就是所谓的“飞地”县，这样的“飞地”县还不只一个，而是形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朝卷里，还专门把中书省的南部，用比中书省那一页更大的比例尺单独绘制了一张更详细的地图，为的是啥，可能也是怕大家看不清罢？
既然说这一带的地图有些乱，那么究竟有多乱？
先来看一张较大范围的图，红圈代表的是飞地，箭头指向的是它所属的路州治所。是不是已经眼花缭乱了？特别是这张图的中心部位，丘县、馆陶、临清、大名这一带，更是显得错综复杂，让人无法分辨清楚到底是哪归哪。
中书省南部纷乱的“飞地”。红圈为飞地，箭头指向为路、州治所
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些路州所属飞地都是哪，把它们再分开来说。
河间路，飞地：临邑县（治所在今天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齐东县（治所在今天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魏桥镇北黄河滩涂）、青城县（治所在今天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青城镇），相距路治（今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城区）最远公里（卫星图片上测得的直线距离，下同），河间与临邑县之间相隔德州，河间与齐东县、青城县之间相隔济南路。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路治所在
真定路，飞地：涉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市涉县县城），相距路治（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公里，两地之间相隔广平、顺德二路。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路治所在
广平路，飞地：井陉（治所在今天石家庄市井陉区威州镇），相距路治（今邯郸市永年区广府镇）公里，两地之间相隔真定、顺德二路。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路治所在，井陉先属威州，再归广平路管
大名路，飞地：清河县（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县城西），相距路治（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城东）91.78公里，两地之间相隔冠州、濮州（濮州的飞地馆陶县、临清县）。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路治所在
东昌路，飞地：丘县（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邱县邱城镇），相距路治（今山东省聊城市）82公里，两地之间相隔冠州、濮州（濮州的飞地馆陶县、临清县）。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路治所在
曹州，飞地：禹城县（今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城区东），相距州治（今山东省菏泽市）公里，两地之间相隔濮州、东平路、东昌路、高唐州。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州治所在
濮州，飞地：馆陶县（治所在今天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北馆陶镇）、临清县（治所在今天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城区），相距州治（今河南省范县濮城镇）最远公里，两地之间相隔冠州。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州治所在
德州，飞地：清平县（治所在今天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清平镇）、齐河县（治所在今天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祝阿镇），相距州治（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最远71公里，德州与清平县之间相隔高唐州，德州与齐河之间相隔河间路临邑县、曹州禹城县。
红圈为飞地，红框为州治所在
综合上面的数据，元朝时这些有飞地的路、州，最远的以曹州到禹城县最远，有公里之遥，这还是在卫星图片上得到的直线距离，至于实际路程，元朝著名学者、诗人兼政治家王恽在他的《秋涧先生全集》中提到：“节见曹州所辖禹城县去本州七百余里……人吏往还一千四百余里。”，两者之间的距离为里。
如果不考虑今里和古里的区别，按此比例换算的话，实际距离大约相当于直线距离的2倍。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县离路、州的治所的距离都在里往上，虽然这样的距离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交通技术、交通基础条件都十分落后的古代，人们往返于“飞地”和路州治所之间，无疑是一件时间漫长、非常辛苦的事情。
可能有人要说了，既然这么乱，那么为什么统治者不学习一下在隋朝初期隋文帝大力度的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设置纷乱的大小州、郡合并、裁撤，进行行政区域调整呢？这也是下面要介绍的。
金朝末期，金廷册封了许多汉地武装势力首领是造成这些“飞地”的前提
如果看地图大家会发现这些“飞地”纷乱的地方基本就是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原宋辽边境一线以南这一区域。这一带原是传统汉地，宋庭南渡丢失了北部半壁江山之后，被金朝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直至被蒙古军队灭掉，金朝拥有这区域多年的时间。
存在飞地的大致范围
年蒙古兴起开始攻打金朝，到年时金朝仅剩下了中都（今北京）、真定、大名等路。为抵御蒙军的攻势，金朝在求和的同时，把都城迁到了汴梁后，还采取了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把因局势混乱造成的、出现在河北、河东和山东一带由地主豪强、流民组成的地方武装势力封赏了一批总管、万户、都元帅、元帅等官职进行笼络，期望靠他们来抵御蒙军。并且兴定四年（年）金宣宗把其中九名势力较强的封为公爵，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北九公”。他们除了爵位之外的职务是宣抚使、银青荣禄大夫，可以总掌本路兵马、建衙设置官吏、征收赋税，所有的赏罚号令可以各行其是。这显然就是类似于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唐末的节度使一样的势力了。其后果当然也可想而知，但作为金朝朝廷来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金朝册封的“九公”，本图反映的时间已极接近金朝灭亡。感谢原作者制图
果然，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这几个公以及其他的总管、元帅什么的地方武装势力或逃跑、或投降，对于投降的这些人，蒙元承认势力范围，可以以裂土分封的形式继续存在，并且封其首领为万户，这就是所谓的“汉地七万户。”至于这七个万户是谁，由于历史记载的模糊存在很多争议，下面就以赵文坦的《元史·刘黑马传”七万户”蠡测》一文的研究结果供大家参考。
画境之制和投下食邑两种制度是根本作用力
画境之制
以上所说的设置七万户就是画境之制的具体表现形势。成吉思汗十二年（1年）开始对于纳土归降的汉族地主武装头目授予行省、都元帅、州尹、县令等官衔，利用他们间接地治理新征服的汉地农耕区。同时还引入蒙古兵民合一的万户、千户制度，给这些人另加万户、千户官衔。这些汉族万户就成为军民兼领、有土有民、世袭罔替的世侯军阀。
当然这是初期的权宜之计，后来在窝阔台汗八年（年），蒙廷在清查登录户口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画境之制”，调整和确定汉世侯的辖区边界。但是对于这次的“画境之制”，史籍里的记载并不多，并且由于对史料理解的不同，还有“天下十道”、“天下十八道”等划分方式上的争议。由于和本文关系不算太大，不再过多阐述。仅需要了解通过“画境”，各汉世侯的辖区边界得到了调整、并且固定了下来就可以了。这种辖区当然和东汉末军阀、唐节度使、金“九公”是类似的一种势力，不过由于中央强横，其弊端在开始还显现不出来。
忽必烈时，汉世侯兼领兵民所造成的尾大不掉情况已经出现，正好赶上被封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又称益都行省）的李璮反叛，忽必烈趁机采取“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和兵民分治的政策。把各世袭的世侯取消了特权，迁离开原世袭之地，路州总管由朝廷流官担任，并且只掌管民事财政，不过问军事。汉世侯的领地也在忽必烈的主导下，开始封赏给诸王、勋贵，作为他们的“投下五户丝食邑”。
投下五户丝食邑
投下是辽语，汉语里封地﹑采邑的意思。而所谓的“投下五户丝食邑”，始设于在窝阔台汗灭金之后，规定诸王、贵族和功勋之臣的封地，也就是投下内的居民每二户出丝一斤做为官方税收，每五户出丝一斤给投下的领主。忽必烈即位后，改为每二户出丝二斤输于官，每五户出丝二斤输于本投下。
忽必烈在原汉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建路和直隶州，划一食邑，并尽可能减少同路州内出现几个投下封君、领主的领民纷杂交织的现象，让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可以独占一州一路。
汉世侯的辖区在战乱以及国家初建时允许世袭，但一旦局势平稳之后，就成为统治者的心腹之患，从而被褫夺。另外，蒙廷又为了照顾蒙古本民族王爷和勋贵的利益，千方百计来保护、扩大他们世袭的投下，并且还想方设法归划到一起方便各投下的运行。这种世袭地领主的由汉人到蒙人转变，不正是当时汉民地位低下、利益得不到保证的真实写照吗。大军阀尚且如此，其他平民百姓的境遇更是可想而知了。
忽必烈把汉世侯的辖区分配给某个王爷或者万户时，往往这个人在之前已经拥有了“投下”，如果把他的原辖投下和新获得投下放到一起设置成“路”或“州”，哪怕两地并没有在一起，也要机械的跨越空间区域把这些投下划到一起称为某某路、某某州。
综上所述，先是汉世侯在“画境之制”中获得并稳固下来的辖区被撤销，后来这些辖区被忽必烈以世袭的“投下食邑”设置州、县的方式瓜分，并且在把投下设置成县的过程中，又过多的注重各投下的封君、领主们归属的划一，不管不顾路、州辖区在地域空间上的整体性与完整性，因此当投下食邑被设置成路州时，就在中书省南部出现了如前所述的十余块附属于大路大州而又遥处其他路州之间的“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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