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定府位于京师（北直隶）西部，东北和正东分别与保定府和河间府相邻，南与顺德、广平二府为界，西与山西的大同、太原二府相接。真定府府城所在的真定县（今正定县）与京师距离六百三十里，下辖五州二十七县，超过了顺天府的五州二十二县，编户人口达一百零九万三千五百三十一人（万历六年），比同时期顺天府的编户人口（七十万零六千八百六十一人）还要多出三十八万六千余人，是名副其实的京师第一大府。
真定府的辖境，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全境（深泽县除外），保定市西南部的阜平、曲阳、定州三县，衡水市大部，邢台市北部的临城、柏乡、隆尧、宁晋、新河、南宫等地。与前朝比较，真定府大致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常山郡（国）全境，以及巨鹿、信都（东汉为安平）等郡（国）的部分地区；唐代的恒、定、赵三州，和深、冀二州的部分地区；北宋的真定府、赵州和冀州，以及定、祁、深州的部分地区；元代的真定路全境和广平路的部分地区。
明代的真定府的辖境基本上承袭自元代。在行政区边界划分时强调以犬牙交错方式为原则，以使各行政区之间相互制约、消解地方野心家据险自守形成割据局面的政治考量上，元朝可谓是古代的集大成者，真定路府的政区划界就清晰地反映了这种安排。真定路与保定路之间的边界，如果按山川形便的自然地形划分，中部的平原地带本应该以滱水、沙河、滋河或滹沱河中的任意一条河流为界，以方便两路各自的行政管理和区域间的交流，可是元朝廷却有意将保定路的南界向下延伸，人为地跨过数条河流的障碍在真定路的中部打入一个楔子，向下挖出一个深达约里的凹槽，使真定路东西部的沟通和管理大受影响。这个完全违背山川形便的安排，毫无疑问就是元朝廷从担心真定路实力太强难以控制，所做的对该路的制约考虑。明朝在真定府和保定府的政区划界上几乎完全承袭了元朝的安排，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见下图。
图真定府地势图
真定府的地势是西高东低，西北、西部和西南为山地，中部、东部和东南部为平原和湖沼地带。古代把黄河以北的地区泛称为河朔，而真定府所在的河北平原中部可以看成就座落在河朔的中心。这里依山带河，不仅是交通中原与华北的南北大道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东西向沟通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最捷近的通道——井陉东端的终点站，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明嘉靖《真定府志》从明朝的形势出发，对真定府的形胜做了如下描述：“真定一路，山蟠西北，犬牙交制，实天作阻固，以限夷夏。故其势利守御，所以坚人心而作士气者，莫敢忽也。”意思就是真定这个地方，因为有西北方向绵延萦绕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天然成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屏障，这样的地势对于防守十分有利，所以中原政权面对来自北方的入侵，要想坚定民心，提振士气，就一定要重视对于真定的经营。
顾祖禹在阐述真定府历史上攻占守备的经验教训时，反思明末天下大乱、国破家亡的悲剧，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出发，借一个虚构的草茅之士（布衣平民）之口，亡羊补牢，阐述了他对于真定府战略地位的构想，其大意是：真定府作为一个大府，地广力强，实力雄厚，无论是北上增援京师，还是西驰山西，南下豫北，都只有几个驿站的里程；既有雄关险塞可以镇守，又有平原旷野便于屯兵。如果朝廷能够凭借这些优势，选拔能臣良将，革除陋习，在此招兵买马，严明赏罚，加强训练，蓄积粮秣，加强战备，那么当外敌来犯时，如果敌人距离尚远，则在近郊集结重兵，同时派奇兵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敌人必然畏惧不敢来犯。如果敌人把真定府视为障碍，欲以全力向真定进攻，则可以占据井陉险要和滹沱河沿岸，凭险据守，各城镇坚壁清野，严阵以待，通过防御战消耗敌人，待敌疲惫士气低落后，再出劲旅会合四方援军，包围聚歼敌人。如果敌人避开真定不攻，而是出没于紫荆关、倒马关之间进行骚扰破坏，那就只需做好侦察、谍报、烽燧传信等工作，根据敌情动向在险要处设下埋伏，伺机予敌以重创。如果敌人从南边的魏、博（今河北魏县、大名县，和山东聊城、高唐县一带）迂回，扑向东边的深县、冀县，或者绕道景州、德州入寇河间府，或者从西北劫掠大同、宣化，窥视居庸关，那么我真定之军即可因形制敌，或断绝敌人后路，或者从两翼追踪胁迫敌人，干扰敌人的前进，扰乱敌人的目标，这样即便敌人抵近京师，也会势穷力蹙、士气衰落，此时我大军再压上去，敌人势必不战自溃。所以，在真定府屯集重兵的意义即在于：远可以威慑敌人不敢来犯，近可以守护门户以保平安，和平时期与京师互为唇齿，出现紧急事态时则有备无患。
为了使自己的构想具有说服力，顾祖禹还以设问的方式，自问自答地回复了对此构想可能产生的疑问：
问：为什么保定府不能做这样的重镇？
答：保定府离京师太近，离山西、河南又过远，以前（明朝前期）的防御方向在京师的西北（即蒙古部落的入侵骚扰），现在（明末）的防御方向则在京师西南（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时势已经不同了。
问：如果敌人用部分兵力牵制住真定，而以重兵扑向京师，京师得不到真定的援助，必然会陷入困顿，所以还是一心经营好京师的军备，才便于朝廷坐镇指挥、从容应敌吧？
答：不是这样的。打仗从来都是战于城内，不如战于城外；拒敌于百里之内，不如拒敌于数百里之外。况且用兵之道，在于掌握形势。敌人专注于京师，进攻真定的兵必然多而散漫，贪婪而缺少警惕。我真定之军只要抓住战机，就能一鼓予其以歼灭性的打击。然后挟初战得胜之威，驰援京师，猛攻敌人的营垒，敌人必然震恐惊慌，得到消息的京师守军则会士气高涨，消灭敌人的大好时机就到来了。古代的良将喜欢敌人聚在一处而不是分兵几处，曹操打败韩遂、马超，姚苌平定雷恶地、魏揭飞，就是明证。现在敌人有聚集汇合之情，又有目标指向京师之势，如果不早早定好方略，做好准备，等到祸乱到来时再去应对，又怎么可能起作用呢？惜乎时运乖蹇，未得其用。
对于顾祖禹的这个美好愿景，我们难以做出评价，因为历史上并没有一个与此十分类似的成功之例去验证他的方略的合理和有效，何况战争的胜败从来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他举的曹操打败韩遂和马超、姚苌平定雷恶地和魏揭飞的例子，与明末的情势其实也并不相同。明末的内忧外患除来自西南方向的农民起义军外，东北方向女真人的入侵也是一个大患，而生活在明末清初、迫于满清文字狱高压下的顾祖禹对后者却只能三缄其口、闪烁其词。因此，对于他对故国的拳拳之心和心中的悲痛，我们除了表示敬仰和理解，也感到无可置喙。
下面对真定府的部分要地和关隘做一简述。
井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井陉盆地的西南角外侧，绵蔓水（今绵河）的北岸，即现在的河北省井陉县天长镇位置，东北距离真定府府城一百五十里，为太行八陉第五陉的井陉必经之地，控扼了井陉南道和井陉北道上的两大关隘固关和娘子关的东口。
陉山：陉山的位置，《方舆纪要》、明嘉靖《真定府志》、《大明一统志》都说在井陉县（今天长镇）东北五十里。另《畿辅通志》、《大清一统志》则称其为井陉山，方位和里程不变。这个位置，按现在的表述就是在今天的井陉县北部南陉乡北陉村西侧的五龙山一带。然而明代以前对陉山和井陉山位置的记载却与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井陉山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汉书·地理志》：“井陉山在（石邑县）西”，又“井陉山在（井陉县）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注）。汉代的石邑县约在今石家庄鹿泉区东南的南故邑村附近，井陉县位于今井陉县西北的南陉乡北陉村附近（一说位于今井陉矿区横涧乡天护村，恐不确）。如此则位于石邑县西、井陉县南的陉山，显然就不应该在今井陉县北的五龙山。再看唐代的地理志书《元和郡县图志》和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均记为“陉山在（井陉）县东南八十里”，唐代和北宋初井陉县的位置与汉代相同，也是在今井陉县北的北陉村附近，而按井陉县东南八十里的方位推断，其位置大致在微水镇东部一带。此后，北宋熙宁八年（）井陉县治迁到今井陉县威州镇；蒙古宪宗二年（）再迁到今井陉县天长镇；直到年移治今治微水镇，这期间可见的地志记载都说陉山（或井陉山）在井陉县东北五十里，也就是在今井陉县北部南陉乡北陉村西侧的五龙山一带。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陉山和井陉山到底是不是同一座山？
图雍正《井陉县志》舆图中的陉山位置（图中红圈处）
一种可能是，陉山和井陉山是同一座山。从上面对陉山和井陉山位置历史记载的梳理来看，随着井陉县治从北到南的迁移，陉山的位置在历史上有可能经历了一个由南至北的变迁过程。
另一种可能是，陉山和井陉山并不是同一座山，陉山在北，井陉山在南。只是后世将二者混淆在了一起，并以北方的陉山统摄了二者的名称和位置。《水经注·浊漳水》中的记载可以为这种说法增加一条佐证：“井陉山水水出井陉山，世谓之鹿泉水，东北流，屈迳陈余垒西，俗谓之故壁城。……又屈迳其垒南，又南迳城西，东注绵蔓水。”根据这个记载，发源于井陉山的井陉山水（鹿泉水）先是流向东北，然后弯折从陈余垒（在今鹿泉区东北）西边流过，再经过陈余垒南，再流过古乐阳城（？）西，然后向东注入绵蔓水。显然，从井陉山水的流向看，它不可能发源于五龙山一带，而是应该发源于微水镇东部一带，所以井陉山与位于五龙山的陉山就不应该是同一座山。
图陉山与井陉山的位置辨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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